诗圣夔州无草堂（第1 / 2页）

这里不得不提及历代学者、官员、过客、儒生评说建构夔州杜甫草堂的必要性。

“叹高风之既远，而故居之弗葺，无以致思贤尚德之意。”这是宋朝的于衡《东屯少陵故居记》。这里，对“故居之弗葺”痛心疾首，更上升到一个政治思想的觉悟，他说“无以致思贤尚德”；让历代学人、官员汗颜。“乃今起轮奂于将倾，揭丹青于欲坏，退食有地，肆宴有所，以涤尘氛，以抒心目，政事之暇，可不务乎？况少陵忠义之气根于素守，虽困踬流落，而一日未尝忘君，后之来者，倘睹遗像而念其行藏，瞻斋颜而企其节义，则爱君忧国之念油然而生，其补于政治岂浅而鲜哉！予亦有望于后之人嗣而葺之，俾勿坏。”这是嘉定元年（108）的碑文。思筹千古未来的担忧，果然兑现。今天读之，至今仍然让我们无地自容之感，岂能再无动于衷，无所作为之？这是原来在西瀼漕司高斋的的一通碑文。

最典型的有黄庭坚的《大雅堂记》和陆游的《东屯高斋记》。

诗圣夔州无草堂

——关于杜甫夔州诗和奉节诗城文化的断想

一首诗足以点亮一个人的光亮，一座城因为一个诗人而成就辉煌。夔州的文化亮点太多，而最接近人民的诗人无疑才最有底气，也最接近地气，为杜甫喝彩，不应该只停留在口头之上。

在白帝城碑林中有对联说“隔溪旧有诗人宅”，这“诗人宅地”乃“夔州杜甫草堂”也。上联是清夔州知府刘心源光绪丁酉（1897年）年撰写的景象，如今读来至少给人有凭吊杜甫诗魂的“所在”“所处”。但是大移民之后，游客游览诗城奉节，杜甫遗址荡然无存，难道我们只能在白帝城的文化林中徒然嘘嘘杜甫吗？再重温“安得广厦千万间”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场面？

在“文化立县”的奉节文化经济背景下，夔州杜甫之家（草堂）为什么还不存在？事实上，夔州不仅拥有白帝，不仅拥有孔明，不仅拥有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的豪迈，更浓重的，而且有迹可循，有文可鉴，有诗可吟，有碑可寻的杜甫，活生生的杜甫，和百姓零距离接触的杜甫，也是当下“走群众路线”，为社稷，为黎明的典范。

远在民国时期，有诗人马林的“游草堂诗碑”一通，其中云“功名遗恨倾夔阁，诗史流芳著草堂”，这正是对曾经生活在此的公务员和草根的“诸葛孔明，杜甫子美”两种典型的人生价值观的推崇和敬仰，更是对这两种达观人生理念的学习和效法。历代不绝，名言道浅义深；文人学士，志高同仰亲为。这说明即使的顺道而来的，旅行而去，杜甫，成为他们终于“伫立”凭吊寄托的主要动力，而“因访少陵故居”成为最佳的注脚。假如无故居可循，岂不大煞风景。本人短暂过境奉节诗城，但是，就是难以集中窥“草堂”之遗址，始终围绕白帝打转，固然白帝城名言天下，但是，杜甫的人文价值却被淹没在白帝、诸葛、李白的光坏之下，委实是对最现实的诗人的诗圣的不恭不敬。事实上，名言专一的“夔州杜甫草堂”文化实体，让更多的人反而只知天下有“成都杜甫草堂”，而不知夔州杜甫草堂“文化，

去年1月，英国首相卡梅伦选择访问成都，首站就是“成都草堂”。成都杜甫草堂为其成都之行的首选是因为杜甫为特征的中国文化代表。走进草堂，卡梅伦为这里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而感慨。在杜甫草堂博物馆的茅屋前，卡梅伦坐在石凳上，端起一杯盖碗茶，品味着“碧潭飘雪”茉莉花茶。新闻报道卡梅伦说：“这个茶非常美味。”

假如成都无“杜甫草堂”，那么川西文化乃至蜀国文化，特别是成都文化，便少了七分厚重。记得我唯一的一次川西之行，其首选正是探“成都杜甫草堂”。尽管当时年轻少不更事，但是，徜徉在草堂文化的“实体”景物之中，流连在杜甫诗章的华彩里；瞻仰翻新的“草堂茅屋”、流连在“竹影婆娑”的小径，不是诗人，也是诗人，心底丛生的不仅是敬仰，更是一种自豪；不仅是一种游览，更是一次洗礼。此乃凭吊先贤古迹，鞭策后辈知行的最好的方式。

平心而论，太白诗仙在成都也诗作不少，但在成都，因为杜甫草堂的存在，太白其文化的影响力便没有杜甫之炫；而在夔州李白，凭借一首诗歌便把诗圣的光芒盖住。我这样说，似乎有偏颇之味，但却是实事求是。这也是诗以名显？还是名以诗显？

杜甫夔州诗开发不够，这和对杜甫文化研究重视不够有关；当然，有无“草堂”的物质外壳，尽管没有因果联系，却分明有某种干系——而夔州杜甫遗址（草堂）和“杜甫夔州诗”的结合至少可以促进之、弘扬之；这既是物质建设，更是精神拓荒；既是物质文化的的内涵，也是精神文化的展览，